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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在说画册外包，原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王陵基被俘的时候，身边带着八万两黄金，这些黄金也随着王陵基被俘而被没收了。

老蒋拨给王陵基大量黄金，这是事实，但是据王陵基回忆，那些黄金已经被他分掉了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都被他在逃跑时扔进了一口水井。我们从王陵基的逃跑路线中，基本能分析王陵基把大量黄金扔进了什么地方的哪口水井——很奇怪至今也没看到打捞出那批黄金的消息。

沈醉《战犯管理所见闻》中是这样说的：“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被俘的党政军特人员职位最高的一部分。这些人被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按规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

我们再看其他史料，就会发现沈醉的回忆录可能有误：其一，并没有其他史料证实曾没收过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其二，看王陵基逃跑时的状态，也不可能携带八万两黄金。

王陵基是1950年2月6日被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抓获的，抓获王陵基的过程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孙仲远接到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从宜宾顺江而下的“永利轮”上藏着宋希濂，此人五十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

这肯定是个有误的情报：宋希濂生于1907年，当时只有四十四岁，且已经于1949年12月19日被俘，绝不可能出现在“永利轮”上。

果然没过一会儿，宜宾专区军管会就来电话了：“永利轮船上的战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征如前。”

孙仲远局长带领公安人员登上“永利轮”画册外包，查出四十多个五十多岁男子，经过筛选，比较符合情报特征的有八个，这八人栽经见过王陵基的公安员梁明光辨认，终于锁定了目标：“随即搜其身，除轮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第一版，相当于第二版十多块钱），别无他物。”

王陵基是只身出逃，身边只带着十多万块钱，虽然只折合后来的十多块钱，但是当年的十多块钱，也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了。

十万块钱不多也不少吗，但是跟传说中的八万两黄金相差甚远，所以要追寻那笔巨额黄金的下落，我们还得去看王陵基的回忆录《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其中有一节的题目就叫“我之逃走和最后被捕经过”。

据王陵基回忆，为了讨好老蒋和阎锡山，他把四川省银行的八十万块现大洋一起打包交给了蒋阎派来搜刮的徐堪，徐堪只用三天，就把这八十万块银圆都运走了。

老蒋只运走了八十万银圆，更多的财宝就运不走了——当时大批丧家之犬云集四川，都想抢坐飞机逃离，连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那样的大特务都不能直飞而需要转道昆明（全被抓了），能从重庆或成都飞走的飞机装人都装不下，就只能抛下黄金银圆了，比如“战斗内阁”的财政部长关吉玉带着十万银圆死活上不去飞机，向老蒋哭诉，老蒋让他把这十万银圆交给小蒋，小蒋也搬不走，就把这些现大洋都扔在白市驿机场了。

当初蒋系高官只想逃命，属于公款的黄金银圆随便丢弃，拿来送人情都送不出去，老蒋大笔一挥，把铸币厂的数万两黄金都批给了王陵基，王陵基说他当时根本就不想要：“1949年12月9日半夜，关吉玉和次长陈良县侯打电话给我，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我，叫我马上去领。我当时也感到黄金没有什么用了，不想去要。他们一再在电话中催我，说非去领不可。”

王陵基皱着眉头带着几个人跑到铸币厂，在线美工关吉玉已经把收条都替他写好了。王陵基签上自己的名字，一次领走了四万两黄金。

王陵基领走四万两画册外包，铸币厂还有大笔黄金没处消化，老蒋再次“慷慨”地全送给了王陵基，这回王陵基留了个心眼儿：“我叫人把领来的黄金分别装在空子弹箱内，每箱可装五六百两。我离开成都时，叫人送了两箱存在我的亲戚萧公远家中，又叫田粮处长王崇德拿出几箱去托人藏匿，其余的就带在身边。”

就这样，几千两黄金就成了王陵基的“私产”，也不知道王陵基被俘后，那些黄金有没有被收缴充公。

王陵基私藏的黄金毕竟是一小部分，向老蒋一向妄想打回来的王陵基带着大部分黄金开始出逃，这可能就是沈醉说的那“八万两”黄金。

八万两黄金有多重，是不能换算成四吨的，因为当时一斤十六两，一两是三十一点二五克，八万两也有四五千斤，王陵基就是有楚霸王的力气也搬不动。

王陵基知道老蒋指望不上，他自己的五个保安团也得吃饭发饷，这些糊涂账的黄金要留着关键时候再用，于是他就开始了在成都的大劫掠胡宗南的副手于达直接抄了刘文辉的家，为此还跟刘文辉的部队干了一仗。

王陵基抢够了，就带着保安团与胡宗南分道扬镳——王陵基老奸巨猾，知道跟着胡宗南走，不但目标太大容易被歼灭，而且手里的黄金也可能被老胡抢走。

王陵基千算万算，没想到解放军的追击那么快，他刚走到名山、雅安交界处，保安团就被解放军迎头痛击打散了：“一路上听到很多谣言，说我带了几万两黄金，我担心出问题，便赶忙由崇庆（县）再度转回成都，这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了。”

王陵基有几万两黄金当然不是谣言，如果真是谣言，他也不用那么害怕了——当时军阀们乱作一团，金灿灿的王陵基肯定有很多人惦记。

王陵基逃回成都，胡宗南早已不见踪影，他只好再给老蒋和阎锡山打电话请求飞机，结果老蒋和老阎对飞机只字不提，却让王陵基先把胡宗南找到。

王陵基费尽周折找到胡宗南，然后就跟随胡宗南的部将李文第五兵团的五个师一起往西昌奔逃，在邛崃又被解放军逮住一顿猛击，李文一下子就被歼灭了两个师。

李文带着剩下的三个师，裹着王陵基逃到名山县赵家楼，还没等喘过气来，解放军又追来了，筋疲力竭的李文实在是不想跑了，于是王陵基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李派他的参谋长当代表去见解放军，这说明李已经被迫决定投降了。我在当时，不但不曾考虑到去和李文研究参加他们的一起投降，还害怕李文把我拿去当投降的见面礼。我立即决定遣散随从人员，每人发给他们五两黄金，叫他们各自去逃命，又将多余的金子和省政府的大印等偷偷投入一个水井内。”

这下子我们根据王陵基的逃跑路线，终于断定了王陵基那大批黄金的去向：就在名山县赵家楼的一口水井之中！

李文投诚，王陵基只身出逃，沈醉说王陵基被俘时身上有八万两黄金肯定是不对的，这一点王陵基写得很清楚：“当李文的参谋长把解放军代表欢迎过来时，天已黑了，李文正忙着下令将部队开会邛崃，还来不及找我，我便趁着天黑逃了出来，我决心一个人都不带，把时刻不离我的副官徐士立也设法甩开。”

王陵基甩掉了副官，丢掉了身上的二十两黄金和手表，化名“戴正名（王陵基解释说这是要等待时机恢复原来的姓名）”东奔西逃，直到被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识破、抓住，他那数万两黄金，也就沉埋于水井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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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1967年3月17日因病在北京去世，笔者遍翻史料也没找到王陵基显出沉井黄金的记载，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李文投诚后于1950年3月在重庆学习逃跑先去港后去台，显然没有机会打捞那些井中黄金，那么王陵基的那批黄金和他的主席大印，是不是至今还在井中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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